保理合同纠纷作为近年来商事审判中的热点问题，其法律适用难点与司法实务争议日益凸显。随着民法典将保理合同纳入典型合同范畴，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既需要准确把握保理业务本质特征，又需应对新型交易模式与传统法律框架的适配难题，这对法律解释与司法裁判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保理合同法律性质的界定直接影响纠纷处理路径。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仍存在将保理合同简单等同于债权转让或借贷合同的认知偏差。保理业务兼具融资、账款管理、坏账担保等多重功能，其法律关系的复合性特征要求裁判者穿透表面交易形式，准确识别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收账款真实性争议是案件审理的核心难点，债务人常以基础交易虚假、应收账款已消灭等理由抗辩。法院需结合贸易背景资料、发票签收记录、履约凭证等证据链进行实质性审查，既要防范虚构交易套取资金的金融风险，也要避免不当加重保理商调查义务。

    通知义务的履行标准问题在实务中引发诸多争议。现行法律虽明确应收账款转让需通知债务人，但对通知主体、形式要件等缺乏细化规定。部分法院已通过判例确立电子数据通知的有效性标准，但具体操作中仍存在送达效力认定尺度不一的问题。对于债务人收到通知后仍向原债权人履行的情况，需综合考量通知内容明确性、债务人主观状态等因素判定责任承担。此外，基础合同抗辩权延伸至保理关系的边界问题亦值得关注，债务人能否以基础合同履行瑕疵对抗保理商，需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平衡各方利益。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至七百六十七条对保理合同作出专门规定，明确保理合同定义、应收账款转让规则及当事人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一条细化应收账款登记对抗效力规则。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及各地法院商事审判纪要对实务操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应综合运用上述规范体系，结合保理业务特性作出符合商业逻辑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