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因涉及民事主体权益保护与市场交易安全之间的平衡，始终是民商事审判的难点领域。此类纠纷的认定标准既需严格遵循法律规范，又需考量个案中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交易背景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呈现出极强的专业性与复杂性。

    合同无效的认定标准需围绕民法典确立的核心要件展开。首要情形是合同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例如建设工程领域无资质承包、金融领域非法集资等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识别需结合立法目的与行业监管强度综合判断，避免将管理性规定错误纳入审查范围。其次，合同若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需证明当事人主观上具有共同损害第三方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交易、转移资产等行为。此外，虚假意思表示掩盖真实法律行为的合同，如阴阳合同中的虚假价格条款，其隐藏的真实交易仍需多带带进行合法性审查。

    诉讼策略的制定应围绕证据体系构建与法律后果预判展开。原告方需重点收集合同文本、履行记录、沟通凭证等基础证据，针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类案件可调取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行业准入文件等公文书证。对于涉及恶意串通的案件，需通过银行流水、关联交易记录等形成证据链条，必要时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关键证据。被告方则可从合同目的正当性、条款解释空间等角度进行抗辩，主张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整体效力。在诉讼时效方面，需注意确认合同无效属于形成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因此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请求权仍受三年普通时效约束。

    案件审理中需特别关注无效后果的处理规则。法官应主动审查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可能性，结合标的物性质与市场价值变化灵活适用折价补偿。对于双方过错程度的判定，需通过履约过程、行业惯例等判断当事人对违法性的认知程度。在涉及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案件中还可能触发行政机关的协同处置机制，实现司法裁判与行政监管的有机衔接。

    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四十六条（虚假意思表示无效）、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五十四条（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之规定，司法机关在审理合同无效纠纷时，应严格依照法定情形认定合同效力，并合理分配无效后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