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交易与民事活动中，合同效力纠纷常成为引发诉讼的核心争议。当合同双方对协议有效性产生分歧时，诉讼路径的选择与风险防控策略直接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现效率与结果确定性。从实务角度出发，确认合同效力之诉需围绕法律事实的精准识别、诉讼策略的系统设计以及程序规则的灵活运用展开，形成完整的法律应对框架。

    诉讼启动前需明确争议焦点是否属于确认之诉范畴。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属于独立的案由类别，原告需证明其与合同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若合同已进入履行阶段，需注意确认效力之诉与给付之诉的竞合问题，避免因诉讼请求设计不当导致程序空转。法院审查通常聚焦合同主体资格、意思表示真实性、内容合法性三个维度，其中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的合同条款，往往成为效力否定的关键突破点。对于格式合同争议，还需特别关注民法典第496条关于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情况。

    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直接影响诉讼成败。主张合同无效方需就合同存在效力瑕疵承担举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虚构交易背景的证据、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法律文件、恶意串通的通讯记录等。对于主张可撤销合同的当事人，需重点收集受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的客观证据，并注意一年除斥期间的把控。实务中常见风险在于证据链的完整性缺失，例如口头约定的补充协议未形成书面证据，或电子数据未及时公证固证，导致关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

    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应贯穿合同全生命周期。缔约阶段需建立分级审查机制，对重大交易引入专业律师进行合规性审查，重点排查特许经营、金融借贷等特殊领域合同的效力风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应建立动态监控机制，对于可能影响效力的情势变更及时采取书面确认、补充协议等措施。争议解决条款设计需具有前瞻性，优先约定仲裁条款以规避管辖争议，同时明确约定合同效力争议的准据法。企业还应建立合同管理档案制度，确保缔约过程留痕可追溯，为可能发生的诉讼储备完整证据材料。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3条、第144条、第146条、第153条、第154条、第49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1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16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