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合同纠纷作为商事活动中常见的争议类型，其解决途径的选择直接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现效率与成本。在实务操作中，诉讼、仲裁与人民调解三种方式各具特点，需结合案件性质、当事人需求及证据特征进行综合考量。

    诉讼作为司法救济的核心途径，具有强制执行力与程序规范性优势。代理合同纠纷进入诉讼程序时，需重点关注管辖法院的确定，尤其是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审查。若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等条款，需结合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判断其合法性。证据准备阶段应着重收集书面合同、履约凭证、往来函件等核心材料，电子证据需注意存证链条的完整性。值得注意的是，诉讼周期较长且程序严格，对于需要快速解决争议的当事人可能并非最优选择。

    仲裁程序因其保密性、专业性和一裁终局的特点，在商事纠纷中备受青睐。启动仲裁需以有效仲裁协议为前提，实务中需特别注意仲裁条款的明确性，避免出现可向仲裁机构或法院起诉等导致条款无效的表述。仲裁庭组成环节，当事人可依据仲裁法第三十一条选定具有行业背景的仲裁员，这对涉及专业技术领域的代理合同纠纷尤为重要。裁决作出后的执行阶段，可依据纽约公约在缔约国申请跨境执行，这一优势在国际代理合同中尤为突出。

    人民调解作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维护合作关系方面具有独特价值。调解过程中需遵循自愿原则，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实务操作中，调解员常采用背对背沟通方式平衡双方诉求，尤其适用于存在长期合作基础的当事人。但需注意调解结果的非终局性，若未能达成协议仍需转向诉讼或仲裁程序。调解过程中的陈述和证据通常不得作为后续诉讼中的抗辩依据，这一特性要求当事人在证据提交时保持策略性。

    三种纠纷解决方式并非互斥关系，实践中常呈现衔接与转换。例如诉讼程序中经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协议，可制作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解书；仲裁前调解机制亦为当事人提供缓冲空间。选择路径时需综合考量争议金额、证据充分性、执行需求及商业关系维护等多重因素，必要时可构建调解优先、仲裁兜底的争议解决组合方案。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条关于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