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客运合同纠纷中，承运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司法认定需结合行业特性、合同约定及损害因果关系综合判断。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从风险预见性、防控措施合理性及损害可归责性三个维度展开审查，既不能过度加重承运人责任，也不能忽视旅客基本权益保护。

    承运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首先考察其对特定风险的预见能力。对于航道气象变化、船舶机械故障等可预见的常规风险，承运人应建立常态化预警机制。例如台风季节未及时调整航线导致事故，法院多认定承运人存在过失。但对突发极端天气或第三方船舶违规操作等不可抗力因素，若承运人已采取即时避险措施，则可能减轻或免除责任。

    防控措施的合理性审查需结合航运技术标准与行业惯例。船舶适航性、救生设备配置、船员资质等硬件条件必须符合交通运输部颁布的现行技术规范。对于老年旅客、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法院会额外关注辅助设施的配备情况。某案例中，游轮未设置无障碍通道导致残障旅客摔伤，法院认为承运人未尽到差异化保障义务。

    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尤为关键。旅客自身重大过失可能阻断责任链条，如醉酒后强行进入危险区域。但承运人若未设置明显警示标识或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仍可能承担部分责任。混合过错情形下，法院会依据过失相抵原则划分责任比例。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客票系统中的安全提示条款，必须经显著提示才能作为免责事由。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负有安全运输义务；第八百一十二条要求保障旅客自带物品安全；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运输经营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界定安全保障义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