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事活动中，合同纠纷的妥善处理直接关系企业权益的实现与维护。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作为化解纠纷的三大途径，其程序特点与风险差异直接影响争议解决的效率与结果。实务中代理合同纠纷时，需根据案件性质、争议金额及当事人诉求综合选择最优路径，避免因程序选择失当导致权益受损。

    诉讼程序具有强制执行力优势，但周期较长且程序复杂。代理合同纠纷进入诉讼阶段后，需特别注意诉讼时效的把握，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普通诉讼时效为三年。实践中常见因疏忽时效导致丧失胜诉权的情形，代理人应建立时效预警机制。在证据收集环节，需着重固定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书面凭证，如往来函件、验收单据等，避免因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诉讼策略的制定应结合争议焦点预判，例如在委托代理权限争议中，需准确援引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二条关于受托人权限的规定。

    仲裁程序因一裁终局特性更受商事主体青睐，但仲裁条款的效力审查成为关键风险点。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仲裁协议需明确约定仲裁事项及选定的仲裁机构，实务中常见因仲裁条款表述模糊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代理人在起草合同时应规范仲裁条款表述，避免使用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等模糊表述。仲裁程序中需特别注意证据规则的灵活运用，相较于诉讼程序，仲裁庭在证据采纳方面更具弹性，代理人应注重证据链的逻辑构建。

    人民调解作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程序简便、成本低廉的优势，但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需经司法确认方可强化。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代理人应引导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明确给付内容及履行期限，避免条款表述模糊导致后续执行困难。在调解过程中需注意平衡效率与权益保障，警惕当事人因急于解决争议而作出重大让步的情形，必要时可采取调解+司法确认的组合策略。

    法律风险防范需贯穿纠纷解决全过程。在争议发生前，应完善合同条款设计，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管辖机构及法律适用条款。争议处理过程中需建立完整的证据管理体系，注重电子数据的及时固定。选择代理机构时，应审查其专业资质与类案处理经验，避免因代理人专业能力不足导致程序瑕疵。对于涉外合同纠纷，还需关注国际公约适用及域外证据认证规则，确保争议解决方案符合跨境执行要求。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