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外企业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项目日益增多。此类合作往往涉及能源、矿产等战略性领域，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技术门槛高等特点，但随之而来的法律风险也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特征。如何在保障合作效率的同时有效规避法律纠纷，成为参与主体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

    合作双方在合同订立阶段常因法律适用问题埋下隐患。中外企业所属法域不同，对资源权属、勘探许可、收益分配等关键条款的认知存在差异。例如，部分国家法律明确将自然资源所有权归属于国家，而外方投资者可能基于国际惯例主张开发权益的排他性。此类分歧若未在合同中通过冲突条款予以明确，极易引发后续权属争议。对此，建议在合同谈判阶段引入专业法律团队，结合项目所在地的矿产资源法、外商投资法及国际条约，构建多层级的法律适用框架，同时注重政府审批程序的合规性审查，避免因行政许可瑕疵导致合同效力争议。

    环境保护责任是另一高风险领域。自然资源开发常伴随生态影响，东道国环保法规的动态调整可能使原定技术方案面临合规性挑战。某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油气开发项目曾因未及时跟进当地新颁布的生态保护法被迫停工，造成数亿元损失。此类风险要求合作方建立动态合规监测机制，在合同中嵌入环境标准升级条款，明确技术升级成本分担规则，并提前规划环境责任保险方案。

    合同履行阶段的争议多集中于收益分配与技术转让。部分外方企业利用技术优势设置不对等条款，例如以核心知识产权保护为由限制中方参与关键技术环节，导致合作后期收益分配失衡。对此，中方企业需在缔约时明确技术投入与收益挂钩的计算模型，约定阶段性技术转移节点，并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技术贡献值进行量化核定。此外，建立多元争议解决机制尤为关键，可结合项目特性选择仲裁地及适用规则，例如约定在纽约公约缔约国进行仲裁，确保裁决的可执行性。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五条规定，外国合同者在合作开发中应遵守中国法律，接受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明确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行使所有权。外商投资法第二十四条要求外国投资者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对合同效力与行政审批的关系作出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则规定了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国际合作项目还需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能源宪章条约等国际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