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是民事争议中较为复杂的类型之一，涉及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司法实践中，合同无效的认定需严格遵循法定要件，既要维护交易安全，又要防止无效认定被滥用。合同无效的核心在于其自始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何准确界定无效情形，往往成为案件争议焦点。

    合同无效的法律要件主要围绕合同内容的违法性与缔约行为的瑕疵展开。首先，合同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典型无效情形，例如涉及毒品交易、非法集资等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其次，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需结合缔约背景、当事人行为模式等综合判断。实务中常见虚假诉讼当事人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财产，此类合同因损害真实债权人利益应属无效。此外，合同标的客观上无法实现或违反国家限制经营规定，亦可能触发无效认定，但需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规定的差异。

    在实务处理层面，司法机关通常采取实质审查+利益衡量的双重路径。证据收集需重点固定缔约过程的原始凭证，包括书面协议、往来函件、资金流水等客观证据，对于口头合同需通过证人证言、履约行为等补强证明。诉讼策略上，主张合同无效的一方需就无效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而相对方可通过证明合同存在可撤销情形而非无效情形进行抗辩。值得注意的是，合同部分无效的处理需遵循比例原则，若无效条款不影响合同整体效力，可采取条款剔除或内容替换方式维持合同效力。

    法律依据方面，需重点关注无效后果的衔接处理。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五十三条明确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规则，但书条款同时规定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无效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效力判断标准，明确违反规章原则上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规章内容涉及金融安全等公序良俗的除外。此类规范体系为合同效力认定提供了多层次判断标准，要求司法者既要严守法律底线，又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